长期被误用的一份张国焘长征闹分裂电报
一、听或不听？
“我军行动应如何定夺？一军是否应迅速占领罗达？三军是否应随后跟进？敌军是否即将发动攻击？请速回复，拖延实属令人痛心。”（1）当日晚上22点，张国焘回电徐、陈表示：“一、三军暂停向罗达进发，右路军即准备南行，需立即解决南下具体事宜，右路军皮衣是否已备妥？请速回复。”（2）紧接着，张国焘又向左路军三十一军政委詹才芳发出指令：“九十一师两团应立即从梭磨前往马尔康、卓克基待命，途经桥梁需修复。请通知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带领所部人员前往马尔康待命。若其不听从，则将其扣留，并请电复处理办法。”（3）
就是这一张国焘给詹才芳的电令，许多重要的著述在引用时，都对电报内容作了关键性的修改。如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的《毛泽东传》间接引用道：张国焘“致电左路军驻马尔康地区的部队，要正在北上的军委纵队移至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4）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王稼祥传》中的说法也完全相同（5）。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的《叶剑英传》有所不同，在直接引用中加了个“不”字：张国焘电令詹才芳“令军委纵队蔡树藩将所率人员转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6）
蔡树藩是否遭到了扣留？若确实被扣留，这又是由于他“听”还是“不听”所致？
二、误将“听”字改为“不听”，实因对军委纵队的北上行进路径缺乏充分了解。
众多著作在引用该电报时，普遍将“听”字替换为“不听”，这或许源于一种固有思维模式，即认为蔡树藩若遵从张国焘的指令，便能确保自身安全；反之，若不听从，则可能面临被扣留的风险。实则，这种看法是一种误读，实际情况与之相反。在当时，若蔡树藩听从张国焘的命令，反而会陷入险境；唯有选择不听，方能规避被扣留的威胁。众多著作之所以在“听”前添加“不”字，主要缘于对张国焘发布此电令的真实意图以及军委纵队当时具体地理位置的不了解。
若依据“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的指令进行判断，那么当时正率部北进的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面临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若选择“听命”，他和他的部队将被迫南迁至马尔康；反之，若选择“不听”，则面临被“扣留”的命运。无论蔡树藩作出何种选择，“听”或“不听”，他都无法参与到中共中央随后召开的俄界会议上。然而，事实却是，蔡树藩出席了9月12日中央政治局所举行的俄界会议。由此可知，蔡树藩并非因“听命”而南迁至马尔康，亦非因“不听”而被扣留，而是与中共中央并肩北上，并成功参加了俄界会议。这一事实充分证明了将“听”字改为“不听”的错误性。
要准确把握“听”的含义，关键在于充分掌握当时左右两路军具体的北进路径，因为军委纵队此时已分裂成两部分。
三、左翼与右翼部队的编制构成，以及军委纵队的北进路径
根据《彭德怀年谱》所载，1935年8月8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实施夏洮战役战略，决定将红一、四方面军进行混编，构建左右两路军。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军，红四方面军的第四、三十军，军委纵队以及红军大学共同组成；左路军则由红一方面军的第五军、三十二军，红四方面军的第九、三十一、三十三军，以及军委纵队的一部分构成。两路军均朝着甘南方向并进。（8）从地图上观察，马尔康、卓克基、梭磨、毛儿盖等地大致沿一条西至东的水平线排列。所谓的左路军，便是从卓克基向西至马尔康，再北上至阿坝；而右路军则自卓克基向东经梭磨、毛儿盖，最终北至班佑，其战略意图是“齐头并进，进军甘南”。当时，军委纵队的司令员为邓发，政治委员则是蔡树藩，而随两路军北上的军委纵队则分别由蔡树藩和邓发领导。（9）
在长征途中，军委纵队右路成员涵盖了政府机关、金融机构、后勤补给和医疗机构等非战斗单位。而左路军的“军委纵队一部”主要由医疗单位组成。据红军总医院院长傅连暲回忆，1935年夏季，他随部队抵达川北下打鼓，后来被调往总司令部，从而暂时离开了毛主席。当时，红军总司令部位于左路军，总医院亦随其行动。至于这些医疗单位的具体位置，1935年8月19日，朱德与张国焘在致徐向前和陈昌浩的电报中提到，应尽可能保护医院迁移至康猫寺，并计划从壤口进入查理寺，再决定北上的路线。由此可见，总医院当时尚未抵达康猫寺，且北上路线尚未确定。地图显示，康猫寺和壤口等地是经过梭磨后可北上的路线，说明左路军在北上过程中并非形成一线纵队，而是分成了两路。这种分兵行动既保证了安全，又提升了行军速度，并有利于粮食补给。
“左路军需迅速通过墨洼、班佑，抵达洮河左岸，进而全力东进。”(13) 8月30日，朱德、张国焘在阿坝就左路军向班佑集结并与右路军靠拢北进事宜，向倪志亮、周纯全发出电报，指令：“梭磨、康猫寺的伤病员速速转运完毕。”(14) 这意味着当时的总医院位于梭磨、康猫寺一带，军委纵队一部的政委蔡树藩亦在此地。因此，张国焘电令詹才芳前往“梭磨、康猫寺路”，向蔡树藩传达命令。
四、张国焘拒绝北上之由及企图扣留蔡树藩的真正意图
“若继续北上，不仅时机已失，恐怕还会遭遇更多阻碍。”
“易涨易退山溪水”，嘎曲河不过是黄河源头的一条细微支流，头日水位虽涨，次日理应退去。然而，次日又降下了雨水，罗通便随前卫部队趁着河水未满之际率先过河，然而总部却未能成功渡河。本该只需再等一日，便可以顺利渡过。
张国焘试图阻止蔡树藩部队的行动，这一行为与他对北上路线的抵制紧密相连。在张国焘返回阿坝并发出南进指令的9月8日，他意外地发现蔡树藩的部队竟然选择了北上。这一发现让张国焘感到极度不安，因为他担心如果蔡树藩的部队都能成功渡过嘎曲河北上，那么他所率领的红军主力又怎能被河流所阻？因此，他拒绝北上的理由也就显得十分明显。鉴于蔡树藩拥有自己的保卫力量，张国焘便施展了一计，通过“紧急命令”指示正在北上的蔡树藩部队“转至马尔康待命”，实际上是将他们全部调转方向，南行至马尔康。
电文中所述“如其听则将其扣留”，实则暗示若蔡树藩遵从指令，调整北上轨迹，转向马尔康与张国焘汇合，则其将在马尔康被扣留。原因在于，张国焘已下令四方面军的两个团抵达卓克基及马尔康一带，足以应对蔡树藩的警卫部队。张国焘心知肚明，只要蔡树藩的部队未能与中央会合，右路军便难以洞察真相，张国焘自可借此借口拒绝北进。当然，他也预料到蔡树藩可能不会服从命令，故而使用了不确定的假设词“如”。由此可窥，若蔡树藩“不听”号令，坚持北上，张国焘便难以施加影响，仅凭传递“飞令”的传令兵，亦无法对蔡树藩实施“扣留”。所谓“飞令”，即在红军部队行进途中，若未能及时搭建电报或电话线路，遇有紧急情况时，便需采取骑马传令的紧急措施。
蔡树藩对张国焘下达的南下指令置若罔闻，坚决不予理会，正因如此，他避开了陷阱，未被欺骗，坚守北上之路。他顺利穿越嘎曲河，穿越草地，抵达班佑，与中共中央实现了会合。蔡树藩的部队在张国焘发布南下命令后，成为了左路军中唯一坚持北上并成功与中央汇合的队伍。蔡树藩的出席，对于揭露张国焘以河水阻挡为由无法北上的谎言，起到了显著的反击作用，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会议对思想认识的统一。
洞察了张国焘阻止蔡树藩北上之举的深意，以及马尔康地区对蔡树藩的暗中陷害，一旦掌握蔡树藩所部当时的具体方位，便不难领悟张国焘下令扣留蔡树藩的电报中“如其听”一语的实际内涵。该份原始电报档案的记载完全准确无误，未曾遗漏任何一个“不”字。